2月底，北京出台一项政策，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项目价格从180元到5000余元不等，这将为想要“试管婴儿”的群体提供更多支持。至此，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的省级地区。

“这代表政府支持生育的一个态度。”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刘见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新的人口形势下，政府采取了多种做法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这一次北京的做法是瞄准“想生不能生”的群体，希望通过医保支持的方式，进一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广东省人口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认为，“三育”（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太高，降低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北京做法有积极作用，可进一步提振生育率，但不会带来人口大增，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些省市跟进，积极探索如何有效用好医保指挥棒，减轻育龄夫妇的生育成本和生育焦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刘见桥

多地呼吁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

这些年来，面对人口增长的压力，已有不少人公开呼吁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

这一次，呼声终于落地。北京一口气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项目类型涵盖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与培养等多种医疗服务。其中单项价格最高的是胚胎单基因病诊断技术，为5050元。

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至1.3%——进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这着实让人担忧。

导致这一结果，除了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等造成的“不想生”“不敢生”之外，“不能生”也是不少家庭面临的问题。

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省委常委陈运彬曾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2021年育龄女性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5000万，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升了近10倍。2021年，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为12%-18%。

此时，许多不孕不育夫妇会尝试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的团队曾经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生殖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得出结果——2007年至2020年间，每年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

刘见桥介绍，“试管婴儿”技术包括基本检查、基本治疗药物和辅助生育技术的手术费，单次费用约在3.5万元，有半数以上的患者需要两次或两次以上治疗才能成功。

然而，按照目前的医保政策，不孕症患者到不孕不育生殖专科就医无法享受医保，只有患影响不孕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在妇科门诊就诊时才可以使用医保。可以说，不少尝试辅助生殖的夫妇承担了不少心理和经济的双重压力。

“北京还是做了一些示范。”陈运彬认为，如果可以将部分辅助生育项目纳入医保，还是有望提升育龄群众的生育意愿，达到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效果。

董玉整认为，这一政策有积极作用，但不会带来人口大增，在客观上真正选择去做辅助生殖技术实施生育的患者，其数量也是有限的，“并不是所有患有不孕不育的人都选择做辅助生殖技术”。

限制年龄与次数，减轻医保压力

北京虽然率先做出了探索，但目前尚未公布相关细则，民间由此产生一种担忧——试管婴儿费用如此高，医保基金能否兜得住？

对于这一问题，刘见桥建议，可通过限制次数和年龄，保证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在香港，政府规定38岁以下的女性可免费做两次试管婴儿手术”。

其实，在匈牙利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人工受孕治疗同样存在限制，不过在2020年，匈牙利政府取消了国家资助的人工受孕治疗数量限制，消除等待名单等措施，希望以此推动本国人口增长。

相比于辅助生殖的手术费用进入医保，陈运彬建议尽快调整基本医疗保险项目，对与生育相关的疾病治疗给予保障，“针对不孕症最为常见的影响因素诊断治疗，希望无论在妇科还是生殖科就诊都可以使用医保。”

其实，从辅助生殖的全流程来说，还是存在“挤水分”的地方。

刘见桥说，辅助生殖是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在国家推进集中采购的背景下，目前比较容易做出让步的环节，是在辅助生殖的药物和耗材上。医保可通过谈判方式，批量采购，促使药企让利，这样既能减少压力，又能减轻病人负担。

2021年9月，国家医保局曾公开表示，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医保部门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促排卵药品纳入支付范围，提升了不孕不育患者的用药保障水平。

在北京明确推动辅助生殖技术入医保，其他省份会跟进吗？

刘见桥说，一个政策的出台跟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匹配，“不能说单纯就福利谈福利”，他建议，还可以探索商业保险的方式，“比如推出一款不孕不育的险种，让已婚人士在结婚前购买，通过众筹方式解决钱的难题，群体出多点力，个体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董玉整认为，目前已有一些发达省份考虑将辅助生育技术纳入医保，接下来应该会出台一些详细政策，减轻育龄夫妇的生育成本和生育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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